【热点述评】美术实践类教师考评标准之问（二）张敢｜被延误的十年：美术实践类教师考评现状之反思

进入21世纪，高校对专业教师的评价标准却逐渐变得模糊了，问题出在对艺术类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不清。实践类教师的主要来源就是各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如果学生的培养出了问题，自然影响到高校教师的质量和评价标准。随着高校的扩招，大量综合类院校纷纷设立艺术专业。从2000年至2012年，全国有1000多所大学开设了艺术类专业，相应地，对师资的需求量也开始急剧增加。但是，综合大学对艺术类人才的评价体系缺乏了解，他们无法理解本科和硕士毕业的人怎么有资格成为高校教师，所以多沿袭了文科和理工科的评价标准，导致很多优秀的艺术家在进入高校时因学历“低”而受阻。这形成了对实践类教师高学历要求的外部原因。众所周知，美术专业需要艺术家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创作中去探索艺术规律，三十岁左右正是他们创作的黄金年华，而博士阶段的学习却不是必须的。但是，那些综合大学里的艺术学院在这样的背景下非但没有积极争取学科的话语权，反而主动向综合大学的评价标准靠拢，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萌生了带博士的冲动，在很多人眼里，博士生导师成了一种荣誉或待遇。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书法博士的出现就曾引发过巨大的争议，不过由于当时书法专业在美术院校里所占的比重不大，造成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当中国画、油画、雕塑和设计等实践类专业也开始大量培养博士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其实，中国并没有艺术类的专业博士学位，所有博士都以理论研究为主，考核指标就是博士论文。于是，那些美术专业的本科和硕士在攻读博士时只能放下手中的专业创作，转而去查资料、写论文，由于缺少基本的学术训练，不仅在论文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写作水平也让人难以恭维。此后，随着教育部对博士论文质量的监管日益严格，实践类博士生的论文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似乎一切开始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然而，2023年，教育部又启动了美术和设计专业博士学位的招生。从表面上看，专业博士似乎更强调专业水平而不是论文，但是，这其实给未来的人才培养过程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比如，什么样的毕业创作才算达到了博士水平？为了监督人才培养质量，隐名评审制度是否仍然需要？如果需要，应该如何进行？

那么，上述问题与教师评价有关系吗？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大量实践类博士毕业必然提高了实践类教师入职的门槛，导致人才聘用过程中的“唯学历”倾向，但是这个高门槛并未带来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不仅如此，对高学历的追求也导致各艺术院校争取博士学位授权点的竞争渐趋白热化。博士授权点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在校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结果，综合大学里的艺术学院由于可以借助其他学科的成果，反而比独立设置的艺术院校更容易获得博士点的授权。为了增加竞争力，有些美术学院通过大量引进博士毕业生，来提升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比。因此，大量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逐渐进入教学岗位，这对院校中的原有教师造成了巨大冲击。有些院校甚至规定，教师如果没有博士学位将没有资格申请正高职称，这迫使很多原本只有硕士学位的教师开始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边工作边学习，身心俱疲，对创作和教学造成的冲击不言而喻。其次，这种违背美术教育规律的人才需求标准，势必会导致评价体系的混乱。理论博士的产出就是论文，因此，对撰写论文和承担课题的要求就成了重要的评价指标。尽管2022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强调针对艺术类教师推广“代表性成果评价制度”，以及不将论文作为主要评价指标等措施。但是，在实际的推行过程中仍然会遇到各种阻碍。比如，为了监管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教育部出台了各种名目的学科评估，其中论文以及科研经费的数量是非常重要的考察指标，而这些又被高校转嫁到对教师的考评上。这种评价体系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让实践类教师的创作生涯至少被无情地延误了十年。因为，他们必须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换取原本并不需要的博士学历，并将大量的时间投入他们不擅长的论文撰写和课题申报中去。

那么，如何才能构建一个更加合乎艺术规律的实践类人才评价体系和学术标准呢？首先，高校必须突破“唯学历”的怪圈，让真正优秀的艺术家有机会进入高校任职。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美术学院的大师就是那些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学院应该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让他们专心于创作，充分发挥他们在美术界的影响力。当然，这对学院决策者的眼光而言是个非常大的考验，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知人善任的能力和胸怀确实不是一般人所能具备的。事实上，要想彻底杜绝这种问题，那就是叫停实践类博士的招生，让教师们将节省下来的宝贵时间用到专业上去。

还有一个过去经常被忽略的重要指标就是对教师教学工作的考察。在20世纪的评价体系中，明显存在“重专业而轻教学”的倾向，很多教师是优秀的艺术家，但是在教学上投入不够，这个问题今天依然存在。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其教学水平和投入程度也是重要的考评指标，像徐悲鸿、吴冠中、袁运甫、吴山明这些杰出的艺术家，同时也是桃李满天下的美术教育家。当然，与理论专业不同，绘画、雕塑和设计专业的教师在上课时不以讲授为主，但是，如何精心地安排静物和模特，如何让学生有效掌握艺术创作的方法和途径，如何启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些都是教师教学思想的体现。教师的示范和在关键节点上对学生的点拨，可以让学生少走很多弯路，其言传身教往往会让学生受益终身。因此，必须将教师的教学实践指标纳入评价体系，如教师备课的精心度、授课的生动度、方法的创新度，以及能否根据学生的特点做到因材施教等。目前，有些院校设有学生评教环节，在课程结束后由学生为教师的授课效果打分，评教结果与教师的职称评定挂钩。这种做法可谓利弊参半，好的一面是对教师的授课投入程度起到了一定的鼓励和鞭策作用；不好的一面是学生的评价并不完全客观，久而久之会导致教师不敢在课业上严格要求学生。教与学本来就是一对矛盾，所以学生评教的结果只能作为参考。尽管前文强调不以论文发表作为实践类教师的考评指标，但是，教师基于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编写的教材，或者与教学相关的文章，还是应该鼓励。事实上，如何在高校进行美术专业的教学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这同样是个学术问题。教育的根本在于人才培养，除了课堂教学，教学实践成果也不容忽视，学生在专业竞赛中的获奖情况、学生对教师教学的满意度以及毕业生的艺术成就等也都可以作为衡量教师教学能力的重要依据。（图4）

图4 2024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24届研究生毕业作品展现场  图片来源/“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在艺术创作和教学工作外，教师所做的社会服务工作也应予以重视，如担任国内外专业领域高水平学术机构的委员、高水平专业奖项的评委和专家，为社会美育所做的公益宣传与讲座，为文化传承与推广所做的工作等。教师的社会责任感正是通过这些工作体现出来的，其表率作用也会让学生更加关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从而树立更为坚定的责任担当精神。

尽管对实践类教师的评价要避免“一刀切”，但是美术学科内部还是应该对其评价标准达成某种共识。这种共识包括作品水平的评价机制和标准，中国美术界公认的具有影响力的展览和学术会议，美术界共同承认的高水平学术期刊等，这样有利于美术界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有利于构建相对完善的学术评价体系。同时，为确保评价的公平性与科学性，高校要建立健全的评审专家库，应该涵盖美术领域的艺术家、行业专家、教育学者等，从多个维度对教师的代表性成果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避免单一学术视角的局限性，从而提高评价的权威性与公信力。目前，像清华大学这样的高校在教师评高级职称时，采取了海外专家评估的举措，以凸显学科的国际化视野。但是，海外评估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美术作为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否需要海外专家进行评价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其次，与科技发展不同，美术没有进步和落后之分，只有差异与特色之别。由于中国美术的发展与西方处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比如，国内艺术家经常投入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在西方学者眼里就与他们对当代美术发展趋势的判断背道而驰，其评价自然很难客观。至于像中国画和书法这样具有明确的中国文化属性的专业，更不可能让海外的专家学者进行评价。在专业评价标准的建立这一点上，中国美术家协会可以发挥它在行业内的学术影响力，协会下设的各专业艺委会应该与全国各大艺术类高校密切合作，共同构建完善和谐的美术生态。

高校作为办学机构，通过对教师的评估来提升整体的学术质量和专业水平本无可指摘，但是对于教师的成长和发展而言，宽松而具有人性的学术环境更为重要。有些高校由于自身面临学科评估和排名等方面的压力，对教师采用的评估手段用“压榨”一词来形容一点不为过。有的院校将教师每年的教学、科研和承担课题折合成分值，如果年底未能达标，则按实际完成的比例发放工资；有的院校平时只发部分工资，到年底考评合格才发足额工资；有的学院甚至对已经评上教授的教师同样规定有工作量，未达标的教师将面临降职的处罚。这些做法完全是建立在对教师的高度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认为他们在评完职称后一定会偷懒、“躺平”，但是忽略了一点，其实绝大多数教师都是有理想、有责任感的人，出于对专业的热爱也不会停下探索的脚步。因此，这种“杀鸡取卵式”的做法可能在短时间内会起到一定的督促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这对中国美术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教师们在这种高压下疲于奔命，终究会泯灭大家对投入创作和教学的热情。所以，与建立考评机制相比，中国高校面临的更紧迫的问题是如何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让教师们有尊严地创作和教学，不再让他们一个个宝贵的十年被延误和虚掷。唯有如此，中国美术的繁荣才有希望。

张敢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教授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5年第3期